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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讀錢鎖橋的《林語堂傳》時，對林發(fā)明的明快中文打字機的了解只是局限于這項投資的失敗，乃至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巨大壓力。本書作者、長期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墨磊寧在書中提到了林語堂的發(fā)明——明快打字機在小型化，以及采用與國際通用的QWERTY鍵盤方面頗有建樹，只是生不逢時。

歷史呈現(xiàn)了這樣一個事實：自世界上第一臺打字機發(fā)明后的幾百年里，唯獨漢字長期游離于打字機體系之外。1828年7月24日，世界上第一臺打字機在美國誕生。1868年美國新聞工作者克里斯托夫·肖爾斯發(fā)明了沿用至今的QWERTY鍵盤。自此，除漢字外的各種語言先后被攻克，紛紛推出了各種語言的打字機。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打字機發(fā)展如火如荼的高光時期，當時中國海關官員李圭在參觀美國發(fā)明展會，特別是看到打字機后就曾感嘆：那些打字機“惜不能印華文”。

其實，中外研究者對中文打字機的努力始終沒有放棄過。1900年的《舊金山觀察報》稱，“在該市唐人街附近的杜邦街上，一家報社的庫房里存放著一臺新奇的機器：它配有一個長達12英尺的鍵盤，其上有5000個鍵盤”。操作這臺笨重的打字機既是技術(shù)活也是體力活，還需要一個足夠的空間。雖然后來的打字機努力小型化，但在快捷性特別是與同時期西方打字機始終難以相提并論。僅僅半個世紀前的1973年《泰晤士報》還寫道：中文打字機在西方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笑話，它幾乎等同于“自相矛盾”或“不可能之事”

墨磊寧梳理發(fā)現(xiàn)，中文打字機之所以遲遲難以被攻克，是因為許多研究者沿用的依舊是字母打字模式，所以總是力圖將盡可能多的漢字納入其中。在這種思路下，就不得不正視另一個現(xiàn)實問題，那就是漢字龐大的字庫規(guī)模。《康熙字典》共收錄47000個漢字，為盡可能簡化，許多研究者在統(tǒng)計學方面尋找出路，即經(jīng)過反復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中國人常用的漢字僅兩千多個。不過，雖然較《康熙字典》字庫這個數(shù)字確實大大減少，但對打字機而言體量仍舊太過巨大，更別說對總共26個字母的英文打字機有什么比較優(yōu)勢。

除了打字機研究技術(shù)受阻外，美國傳教士謝衛(wèi)樓還發(fā)現(xiàn)有另一個巨大的障礙。謝衛(wèi)樓滿以為自己的打字機“對于中國雇員來說或許也是一種‘解放’，使他們不再需要手寫”。然而，令他頗感錯愕的是，“仍有少數(shù)人將其視為一種機巧的玩具”。上一次對西方發(fā)明指責為“奇技淫巧”是在1793年，當時乾隆對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帶來的工業(yè)產(chǎn)品嗤之以鼻。有什么阻力比內(nèi)心的抗拒更大呢？

書中還著重寫到另一段不可忽視還十分有趣的歷史。20世紀初，中國國內(nèi)學界曾燃起了漢字存廢的巨大爭論，包括譚嗣同、魯迅、胡適、錢玄同、趙元任等諸多名人悉數(shù)卷入其中。當時的廢除漢字之爭雖然并非出于打字原因，但西方國家普遍采取字母語言對打字機的中文應用普及顯然更具吸引力。為此，一些學者還拿出了基于字母體系的解決方案。

墨磊寧指出，世界上幾乎所有文字一開始都源自象形文字，但在文明演進過程中，出于方便等原因，逐漸變成了字母，唯獨漢字初心不改。堅守的背后，其實是中華文明的傳承。從今天的許多漢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許多方塊字與遙遠的歷史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信息鏈條，字不僅僅是字，有時還蘊含著許多遠古信息，漢字的博大與精深躍然紙上。

墨磊寧在寫到中文打字機發(fā)展歷程時多次提到中文的“抗拒”，這極耐人尋味?！翱咕堋奔却碇袊藢ξ淖值膱允?，又代表對文字統(tǒng)一模式的反感。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中文打字機，我們今天如何融入世界。而如果因為種種原因放棄了漢字，我們與漢字博大精深歷史的臍帶或許已被剪斷。

事實上，在中外研究者持續(xù)努力下，中文打字機終于變成了現(xiàn)實。操作越來越便捷，不僅為普通中國人與世界溝通架起了快捷的橋梁，也為保留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樣板。（禾 刀）